杨俊耀

　　在研习祖国传统医药学这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向前踽踽独行中，一次次的豁然开朗，让我惊喜连连，让众多的患者和家属喜出望外。—— 杨俊耀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担负着除病济世、造福百姓的重任。中医生命，功在疗效，济世之道，莫大于医。投身中医药行业多年的杨俊耀先生，他用学识攻克难题,把厚重积淀和独到的感悟融会贯通到从医经验中。他用睿智弘扬中医，用扎实的医疗技术正名中医，用悬壶济世的心态看待中医。他是既能治已病,又能治未病,既着眼未来、又敢于直言的中医药人。他一心为患者着想，身体力行，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杨俊耀在将中医学推向一个新高度的同时，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医的博大精深。

　　时代在变化，疾病也在改变。诊断技术在提高，新的临床问题不断出现，患者的要求也今非昔比。只有努力创制新方，提高处方的靶向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才能与时俱进，弥补古方之缺漏。

　　临床用中医药治疗疑难重症疾病之所以疗效卓著，屡起沉疴。关键是医者能首辨虚实，辨理阴阳。其特色乃汲取古方之严谨，经验方之灵活，民间单验方之特效，把古方、经验方、单方、草药溶为一炉，且注重临时制宜,随症加减。

　　高血压是当今社会最常见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疾病之一。中医治疗多从肝肾或痰瘀入手，高血压“病”古今文献、临床医案尤其是多责之于肝风，然肝风上扰，责不仅只是肝阳上亢、内风上扰所为，其实肝风之所以内动上扰乃阳明首当其冲，肝木失于疏泄，则脾土壅滞，湿热内生。临床上用镇肝熄风汤以取平肝潜阳虽有效但也只不过是取权宜之计，是在治标，而选用葛根芩连汤加减化裁，清解脾胃之湿热，使脾胃气机畅通，升降复常，则肝风易于平熄，方是贵在治本。实验研究表明，在葛根芩连汤的配伍中，就葛根一味，具有改善脑循环及外周循环的作用，方中之所以重用葛根，有欲降先升之意。然而，象高血压、高尿酸、高血糖、各种痛疼、顽固性失眠等等，从严格意义上讲，正确的提法应该是以“xxx症(状)"称之为准。

　　再举例另一类证型之高血压症治疗来说， 临床上如果是遇到了因心阳不振，寒水上冲，阴霾弥漫，清阳被蒙，反用滋阴平肝，以助寒水，会久病不愈的。若是立法遣方用苓挂术甘汤治之则效如桴鼓。有医者会言：桂技辛甘而温，多数医家认为其能升高血压，岂敢反用也?答曰:高血压症的出现与存在并不都是肝阳的病证，绝对不可认为高血压症即是肝阳上亢病证唯一，本证如用平肝潜阳法治就会不效或加剧，就在于原本是心阳不振，寒水上冲，阴霾弥漫，反用滋阴平肝，以助寒水，方造成久病不愈之误。另外，在患不同病证的人群中，便存在着气血亏虚、肾精不足、痰湿中阻等各自不同类型的体征与证候，体征证候虽然不尽相同，但也却同时会表现出高血压症状来，而绝非肝风上扰那个肝脏在站台唱独角戏，其他脏腑功能失调同样亦为因且还会是其主因。比如：通过温阳散寒来治疗高血压的并不多见，究其原委，乃是一部分人仅拿现代药理学研究的方法去套路单味的中药材(其实中药与中药材是两者之间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概念)，结果就错误的认为麻、桂、葛根会升压，且现代药理已成定论，近百年来已列为脑血管病禁区，哪么绝大多数既是真正的中医人他们在实际临床中明知麻、桂、葛根等味药材方配伍用之效如桴鼓，但却因明哲保身之念而绕道不敢用麻、桂、葛根之属，久而久之，形便成了陋习惯俗。

　　麻、桂、葛根等味药材用之降压，现代斥其非，实是不知汗法可以消除溢血、充血之水肿。人本一体，表里同气，表气闭塞则里气逆乱，表气通则里气和。中医药有双向调节效能，是通过调节整体气机而治疗局部疾病。汗法之奥妙，并不单在一个“汗”字，麻黄可以通利九窍，宣通脏腑之气。从该证型所表现出的病机看，由于寒袭太阳之表，玄府闭塞，寒邪郁勃于内，气机逆乱上冲。邪无出路，遂致攻脑、攻目。邪之来路，即邪之出路，随着汗出，表闭一开，邪从外散，肺气得宣，水道得通，小便得利，郁结于大脑及眼底之瘀血、水肿亦随之而去，脑压迅速复常。

　　实际临床中，有担当的中医师会坚持用中医药人的思维和观点，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来治疗高血压，并取得很好的疗效，很重要一点就是对寒邪致病的灵活理解与大胆运用!其遵循的理论依据是:寒客于肌表，可以温散;寒客于血脉亦可以温散;纯阳虚而致阴寒内生亦可温散。寒主收引，血脉被寒所克，拘挛不舒，自然引起血压升高。应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温阳散寒，阳气得复，阴寒得散，血脉舒展，血压自然下降。至于其并症合症象头懵，小腿酸等等，乃是寒凝筋脉导致筋脉不舒所致。寐不安，阳气不能"精则养神"也。收尾巩固时又加吴茱萸，暖肝之阳气(从古至今肝无虚证、寒证，观念亦非正确)实亦助肾之阳气，"肝肾同源"不仅体现在"精血同源"阴的方面，也体现在阳气的相互助用上。这正是溯本求源，灵活应用中医传统理论，去认识现代的常见病或疑难杂症，并凭借脉诊加以识别区分，辨明证型，即使再新再复杂的疾病，中医亦可以依法施治。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医药现代化、科技化、标准化、规模化，试图大搞千人一方，万人一药，一是从根本上就忽略了中医药学所独有的辨证分型论治这一基本特点;二是搞不明生物药、药材、中药三者之间的本质不同，而是硬套现代西药学的模板，用评价化学药物、生物药物的所谓现代药理学，来还原分析传统中医药学药材的基本属性而否定了中药的因低能化学反应而形成的复杂性与双面性，或使原有性质被改变了的特性，而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医与药材、药三者之间存在着差别性、关联性和不可脱离性。比如:“医为枪，药为弹，枪弹必须得合一”，药材是药材，药材不就全等于就是中药，好比，面粉、大米只能算是食材，而不能从市场拿回到家就认为它就是饭了。缺少对真正的了解祖国传统医学体系所具有的(简、便、廉、验)实用性、(知微见著的)能动性、(环境—形神·医学模式的)前瞻性、(原始病因与继发病因因果可互为转换的)动态观。而这些特有的医学体系的实用性、能动性、前瞻性和动态观的优势因素，在客观上已形成了历史与现实的对应，中医药的发展与人类健康的保障层面关系将更加贴近。

　　概而言之，古代中医的许多理论与治法的奥秘，现代人尚无法破解，用现代病理药理揣测古代医理病机，大多是闭门造车，驴唇不对马嘴。那么，至于到底怎么样才是把发展中医药事业引到健康正确的轨道上?守正创新，这才是法宝。